对话人：

盛玉雷本报评论员

黄海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主任

盛玉雷：8月15日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。法护山河，典泽千秋。从法治视角，如何理解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“历史性、转折性、全局性变化”？

黄海华：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科学指引下，覆盖全面、务实管用、科学严密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基本形成，引领和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。事业的发展，又催生出统一的法典。生态环境法典凝聚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、制度和实践成果，标志着生态环境治理迈入体系化、法治化新阶段。

一个显著变化在社会理念的升维。比如，1989年环保法总则第四条“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”，2014年修订时调整为“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”，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明确“统筹产业结构调整、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、应对气候变化，协同推进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”……实践在不断发展，认识在不断深化，法律在不断完善，这也是观察时代、把握时代、引领时代的一种体现。

盛玉雷：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“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”，如何看待生态环境法典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保障作用？

黄海华：生态环境法典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，专设绿色低碳发展编，突出生态优先、节约集约和绿色低碳发展。传统工业化逻辑里，生态保护是发展的“减法”，治污是成本、环保是负担、自然是拖累。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，生态治理是价值的“乘法”，绿水青山本身就是一座蕴藏价值的富矿。

以“双碳”为例。不久前，《国家应对气候变化“十五五”规划》印发，明确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，这与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一脉相承。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，有助于树立鼓励可再生能源发展、重点控制化石能源消费的鲜明导向，促进绿色低碳先进技术研发应用，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。

盛玉雷：放眼世界，生态环境法典展示出生态环境治理的中国智慧、中国实践，其创新性和引领性体现在哪里？

黄海华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“环境法典”或“生态法典”，生态环境法典是世界上首部以“生态环境”命名的法典。采用编纂式而非汇编式立法模式，体现了更强的体系整合能力与制度创新能力。同时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、全球为数不多同时拥有完整“山水林田湖草沙”生态系统的大国，编纂生态环境法典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对全球生态治理和环境福祉具有不可替代、不可忽视的影响。

看创新性，生态环境法典将成熟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律规定，对于还需要继续探索实践的作出原则性规定，比如在污染防治编中新增第九分编，涵盖新化学物质、电磁辐射、光污染等新领域新情形，填补传统立法空白。看引领性，不是单独就事论事，而是以系统思维替代离散化的认知框架，推动单一污染治理向复合污染协同治理转变，强化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，树立绿色低碳发展这一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源头治理思维，提升了生态环境治理的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调性。

盛玉雷：汇集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、100余件行政法规、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的厚重法典，怎么才能让老百姓更加直观有感？

黄海华：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。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，是生态环境法典的立法宗旨，也是其全面有效实施的重中之重。

有感，在生活关切。油烟污染治理强调源头布局规划，要求有关部门在餐饮企业登记时予以提示；噪声污染突出标准完善与管理优化，倡导争议发生后优先通过协商解决；秸秆焚烧问题不再“一刀切”，而是授权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禁烧区域和时段；等等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关切群众身边事，破除污染带来的民生烦恼与困扰。

有感，也在制度刚性。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，明确适用情形、责任主体、索赔程序等；对弄虚作假、出具虚假报告等行为，采取提高罚款额度、从业限制等方式严厉打击……最严格制度、最严密法治，才能提供最可靠保障。

盛玉雷：面向未来，生态环境领域立法还有哪些空间可以为美丽中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？

黄海华：采用“适度法典化”，生态环境法典本身更具指引性和包容性，在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，允许外部单行法与其并行发展。比如，正在审议的水法修订草案、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等，与法典形成互补，保持体系灵活性。适应新形势新需求，绿色低碳发展领域的法律也将陆续修改制定。

为当下计，为长远谋，生态环境法典的施行不是终点。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、稳预期、利长远的保障作用，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，蹄疾步稳，笃行不怠。

《人民日报》（2026年08月18日 05版）